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众多行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急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仅是时代之需，也是中国之需，更是社会发展之需。
职业教育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我国职业教育质量的提高离不开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成功经验的借鉴。一些发达国家探索发展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职业教育模式，典型的如德国“双元制”模式、澳大利亚TAFE模式、美国CBE模式、英国BTEC模式、新加坡教学工厂模式等，有不少做法可资借鉴。
在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办学层次多，学校具有办学自主权和灵活性，职业教育体系体现出多层次、多类型特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融通，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如德国职业本科教育重点发展“双元制”大学和职业学院，普通大学和应用技术大学也承担了职业教育功能，学业合格者可以获得硕士等高等教育学历。美国职业教育的实施机构主要是综合高中和社区学院，本科层面也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主要是地方管理，各州发展水平不同。法国教育体系是从高中开始将学生分流为普通方向、技术方向和职业方向。瑞士职业教育分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个层级。日本的职业教育分为多个层次，包括职业高中、专修学校（专门课程）、高等专门学校、专门职短期大学、短期大学、专门职大学和专门职大学院等。
教育评价是办学的“指挥棒”，市场化、产业化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评价的重要导向，行业和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职业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在德国，企业联盟、行业组织可以根据需要，参与制定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和相关职业教育标准，开展人才需求预测。澳大利亚实行学分制，基于学分发放不同的结业证书、资格证书或文凭，给继续深造的学生提供机会。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学分、资历以及其他学习成果进行认证、积累和转换。瑞士职业教育“以考促学”，成效显著。瑞士职业教育共分为8种不同行业领域、57个学习项目，共计400余个不同项目的考试，学生获得含金量很高的技能证书，就获得了就业的“金字招牌”。此外，获得瑞士联邦政府认证的职业高中文凭（FVB文凭），还可以进入公立大学或应用科学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
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是发达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经验。在德国，职业学校和企业是培养学生的主体，学校教学和企业实习双轨并行，从西门子、戴姆勒等世界500强公司，到只有数名雇员的小微企业，都与职业学校有着紧密的合作。学校承担30%的培养任务，授课以理论知识课、公共课、道德情操课、体育课等为主，企业则承担70%的培养任务，主要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基本技能。学习期间，学生的大部分学费由企业承担，根据工作量学生还能获得一定的工资。
在日本，职业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协同合作涉及教学科目、编制课程、教师研修、实习、学校评价等各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的校园职业教育逐渐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政府辅助的产学合作机制。日本大企业和产业联盟委托职业院校培养定向技术工人，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研究、委托培养，实现产学合作。日本大型企业非常重视公司内部培训，成为日本职业教育的另一个支柱，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会被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元化投入是职业教育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全球数字革命挑战下，不少国家加大了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投入。如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对职业学校的改善和优化，投巨资建设实验室、实习工场，配备先进仪器设备等。法国马克龙政府每年为职业高中教育额外拨款10亿欧元，并通过为学生提供实习报酬等多种方式推进职业高中教育改革。德国联邦政府为应对公共卫生挑战，在2020—2021年投入5亿欧元，资助中小企业、健康卫生与社会服务机构开展职业教育。德国学生若选择职业学校，16岁起就可以获得补贴，19岁就可以得到工作收入。2022年，芬兰教育文化部拨出1500万欧元的战略资金，用于发展数字职业教育和培训，西班牙政府为推进“2022新职业教育之年”目标，拨款约23亿欧元用于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在日本，随着“终身雇佣制”的衰落，企业办职业培训的困难增多，日本政府加大立法和政策支持职业学校，如2019年日本参议院通过了贫困学生高等教育补助法案，规定从2020年4月起，每年支出约7600亿日元用以补助贫困学生接受职业或高等教育。
立法是发达国家办职业教育的重要手段。1897年，当时的普鲁士王国通过《手工业者保护法》，为学徒进行理论培训，确立了现代“双元制”的雏形。1969年，德国出台了《职业教育法》，明晰政府、行业协会、职业院校和企业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上的职责。1917年，美国在义务教育还未完全普及时，就有了第一部《联邦职业教育法》，规定了联邦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特朗普上任伊始签署的《加强21世纪职业与技术教育法》，是美国2006年后对职业与技术教育法的首次修订，成为时任政府重振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步骤。从20世纪40年代，日本政府陆续颁布《教育基本法》《私立学校法》《学校教育法》等，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设立职教课程，并建立了国立、公立和私立等不同性质的专门职教机构。此后，《短期大学设置基准》《高等专门学校设置基准》等法律的出台，规范了各阶段的职教学校。1958年，日本政府制定《职业培训法》，明确公共职教机构和企业内部培训的分工。1985年，该法案更名为《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提出终身培训是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
职业教育模式创新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如英国现代学徒制体系分为中级、高级与高等学徒制三种级别，学徒采用一段时间在校学习，一段时间在企业实习和工读交替进行培训的机制。此外，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AA）2018年发布了创新创业教育标准文件，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职业教育体系。澳大利亚TAFE模式为学生提供实际的实践经验，注重实践技能培训，使学生成为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职业人才。日本职业教育重视师资建设。职教机构的师资以具备企业五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实务型”教师为核心，侧重教育指导能力而非学术研究，要求师资团队中至少配备40%的实务型教师。教学工厂是新加坡职业教育的特色，以新加坡理工学院的CDIO教学模式、新加坡共和理工学院的PBL教学模式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无界化”“无货架寿命”模式等为代表。芬兰的职业教育改革将学徒制、培训协议、学徒与培训协议联合等作为重点，实施以定期合同学徒培养制和无合同雇佣关系的协议学徒培养制相结合的制度安排。
一是面向市场需求办职业教育。根据各行业前沿技术和企业需求，更新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培养方案、师资配备和课程内容。引导职业院校根据本地特色支柱产业发展需要，优化配置职业教育资源，撤并与市场脱节和就业率低的专业，增设“数字+”相关专业。
二是推动市场主体办职业教育。吸纳行业龙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专业规划、课程设置和教材开发，吸引用人单位参与制定专业培养标准。定期推动企业技能大师进校园，职教教师进企业，支持企业技术骨干到职业院校兼职任教、合作研究和参与项目。
三是加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推进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要求职业教育财政拨款年增长比例不低于其他类型教育，将职业教育投入提升到普通教育水平。逐步放宽社会资本办职业学校的准入，为企办职校提供贷款融资、税费减免和招生补贴等政策支持。
四是拓展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创新职业院校办学模式，建立“初、中、高”三级学历资质，分别对应普通教育本、硕、博学历，两种学历可对等转换。探索建立一批混合所有制职业学校，完善职业院校董事会制度。鼓励职业学校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建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实训基地。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人力资源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